37岁的周鸿祎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中的幸运儿。他创立的第一个公司以超过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雅虎。周本人向来以叛逆和挑战商业规则著称。
如今这个商业怪才看起来已经深陷网络社区中无法自拔。爱好模型的周鸿声称自己业余爱好的朋友全是在网络社区中熟悉,而其收藏的模型都是通过社区中朋友的建议来购买。不仅如此,周鸿目前是社区搜索公司奇虎网的董事长,这个专注网络社区的公司总共已经获得了4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。
网络社区不完全是线下社区照搬到网上,因为生活中的线下社区没那么多。而且在网上你可以同时参加完全不同的社区。一个人在某个社区中可能是德高望重的版主,在另外一个网游里他也许是一个强盗,或许他也会去扮演一个怪物。周鸿说道。
然而周并不是当下中国网络社区中的典型用户,网络社区中更加主流的用户是那些25岁以下的年轻人。据市场调查公司iResearch的数据显示,43.2%的网络社区用户年龄在18~25岁,而25.7%的网络社区用户年龄在26~30 岁,18~30 岁的用户占了调研总体的68.9%,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网络社区用户30岁以下占了绝大多数,而又以18~30岁为主。
新新人类与未来社区
1998年,南京动力交通学校计算机系青年教师刘琥创立西祠出于以下的想像:我想应该做这样一个网站,有很多山头大家伙儿去抢,谁抢到山头谁就占者为王。感觉像响马一样有了个山寨。后来响马成了刘琥的网名,而西祠则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网上社区之一。
当时觉得社区好玩的响马很快促成了西祠的第一次网友聚会,但只有几个网友参加。一个月之后,当响马再次组织聚会的时候,参加聚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人。这是西祠8年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以整个社区名义的聚会。
但响马忽然发现这样并不好玩了,爆炸般增加的聚会人数让响马无法再组织聚会,而且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引起了他的担忧,当一个社区有十几、二十个人的时候,大家相互之间能够很清楚的叫出名字,但是假如增加到一百人、一千人、一万人的时候是没法相互叫出名字的。当你在跟一万个人交流的时候,你不是在交流了,你是发言,这个时候交流是没有价值的。基于这样的担忧,响马一开始就答应网友自由设立新的社区版块,并在制度上打压一些大的社区版块,扶持一些小型社区版块。如今西祠有十几万个不同种类的社区版块。
在响马探索群体社区的网络实现模式的时候,个体对于网络的参与已经在发生超乎想象的变化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:一位40多岁的父亲在给自己十四岁的女儿安装完聊天工具QQ之后,发现女儿QQ上显示的好友有400人之多。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,最多熟悉班里的几十个同学。而我工作这么多年的积累,我的msn上才有不到200个好友。这位父亲深刻感受到了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代沟。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,他们在网络社区里面,可以不受家长和现实社会的约束率性而为。在一家名为爱情公寓的婚恋交友社区,年轻人不光可以谈情说爱,甚至可以在这里实现网络同居。
网络社区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的藩篱。正是由于网络社区的便利性,让现在的年轻人建立关系的成本越来越低,而同时断绝关系的成本也越来越低。社会学家Levinger认为一个人的关系网中有重度关系和轻度关系之分。而网络社区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年轻人关系网的结构:越来越少的重度关系,以及越来越多的轻度关系。
现在大家互相交往的成本越来越低、越来越厌倦太深入的交往,像重度交往的社区开始退场,反而轻度交往的社区在提升。最典型的就是股市网络社区,社区中成员谈论的仅仅是股票的买和卖,谁也不熟悉谁,谁也不想熟悉谁,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股市里投了多少资金,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亏了多少钱,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挣了多少钱,他们只想轻度的交流。土豆网总裁王微认为,如今是轻度网络社区的时代,而其创立的土豆网也是一个轻度网络社区。
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十几岁的孩子,越来越多的商务人士的关系网结构也在发生改变。正如上述那位年轻的父亲所发现的那样,他的msn上也同样有接近200个好友,实际上他的关系网结构也静静的改变了。如今,一个普通的商务人士可以在一个叫若邻的商务交友社区上,轻而易举地和数十万个商务人士建立某种联系。
这正是网络社区给现代人带来的祸福未知的改变之一。
非营利性机构伯克那基金会领导人玛格丽特。惠特利说过一段让人深思的话,通常,归属于某个社区就意味着要牺牲掉个人的自主权利。乍看起来,互联网似乎是新社区的源泉,可是这种群体也不能解决社区的悖论。这种电子连接的世界很大一部分作用就是建立更坚固的边界,把人彼此隔开。
社区的进化难题
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,城市一直是无数人的梦想之地。而大多数想要逃离的就是那个一成不变的乡村社会。
在德鲁克看来,乡村社会里个人对于社区是没有选择权的。无论是家庭、宗教、社会阶层或者社会等级,个人所处的社区总是一种既成事实。这样的现状导致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微乎其微,即便有也大多是向下流动。而城市里人与人互不相识意味着社区的缺失,而正是因为没有社区的存在城市才提供了向上的流动性。
但社区缺失的城市显然不是一个应该长期存在的状况。人类需要社区。假如社区不是具有建设性的,那么就会出现破坏性的黑帮社团。德鲁克不无担忧地预言到。
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,世界各国政府都开始将社区建设作为基本的国家战略,相继推出了各种不同模式的社区计划。但彼得。德鲁克在经过50多年的观察之后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:政府虽然在社区计划中付出了大量的资金,但是成果却少得可怜。这意味着政府不是提供城市社区的最佳人选。
德鲁克开出的药方是城市社区必须由第三方的非赢 利性机构推出,而不是政府或者公司。
对于正处在城市化高速进程中的中国而言,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也许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。根据北京社科院的数据显示,截止2006年北京市共有2514个社区,每个社区的人口在3000~10000人之间。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是,这些社区都是以地域划分,而不是需求。这似乎很难满足现代城市人对社区的要求。
闻名咨询公司KGC创始人马歇尔。戈德史密斯认为城市社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,过去的很多社区,无论是地理的、宗教的、文化的、行业的、志愿者服务的还是爱好的,都带有垄断性质,通常只有微不足道的竞争,或者根本没有竞争。这样的社区是要求型社区。然而未来几乎所有的重要社区都要激烈地竞争以争夺成员,因为它们都是选择性社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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